摘要：大牌记者就是社会参与度很高、形成自身特色且富有权威性的为读者熟知的记者。然而近年来，尽管在现代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方式获得空前发展，但大牌记者却非常鲜见。做一名大牌记者，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时代和环境，而是信仰追求、职业品格、使命意识和献身精神等。

　　记者是社会职业中的一个行当，从文学到艺术、从建筑到织造、从医术到工匠，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大拿。记者职业自然也不例外，往稍远处看，从晚清至民国，有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邹韬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萧乾、范长江、徐铸成、赵超构等；往近处看，新中国成立后，有穆青、李普、田流、阎吾、黄钢、陈柏生、彭迪、金凤、纪希晨、郭超人等。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不同的年代，异样的时局，任它时移势迁、风云变幻、朝迁市变、天下汹汹，都无法阻挡大牌记者的涌现。他们心系天下、挥笔如椽、纵横捭阖、呵壁问天、唱主旋律，其新闻、通讯、评论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无以替代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说如今这样的大牌记者寥寥无几、极少耳闻，应该不算挑剔和消极。

　　大牌者，品质优良而声名远播之物也。大牌记者就是社会参与度很高、形成自身特色且富有权威性的为读者熟知的记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今日之新闻载体，无论是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纸质媒体，还是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音像媒体，抑或是以微博、微信、微视频为代表的新型媒体，相较于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前，传播形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新闻发布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与之相应，新闻行业分工之细是空前的，新闻从业人员之多是空前的。特别是社会处于信息化时代，人们对信息的重视和依赖前所未有，信息所发挥的价值和作用前所未有，信息传播方式的便捷性和多样性前所未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该说是新闻记者最可大有作为的时期。然而，事实恰恰与理想相悖。在当下，人们真的很难看到有多少响当当、亮闪闪的大牌记者。尤其是在曾经独霸天下如今亦具政治优势的传统纸质主流媒体，所谓的大牌记者更是屈指可数、寥若晨星。当然，这并不代表连取得突出成就的记者也没有。前几年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做了一期介绍业绩突出的“中国十大风云记者”节目，编导邀请笔者做片审，这其中就有其人头被人悬赏数百万而依然故我揭露股市和汽车租赁行业黑幕的记者，有不惧打压报道执法案件而推动法治进程的记者，有潜伏于黑社会揭开走私贩毒真相的记者等，业绩十分突出。然而近年来，即使是这样的记者似乎也不多见。有人说，那些有上天入地、登峰造极之举的记者不是大牌记者吗？不，大牌之大，不是大躁动、大花招、造大势，而是有大志向、大格局、大气象，是真正的大手笔。

　　或曰，而今处于和平年代，没有风起云涌的社会变幻，没有惊涛骇浪的时代变革，很难产生大牌记者。

　　记者是社会信息的捕捉者，是人们渴望信息的发布者。不错，越是动荡不安、舆论庞杂的年代，人们越有对确切而权威信息的需求，因而越有可能产生大牌记者。然而，它并不是记者成功的绝对条件，和平年代同样可以涌现大批的大牌记者，穆青、李普、金凤、郭超人、奥莉娅娜·法拉奇、彼得阿·内特、冈特·瓦尔拉夫、本多胜一等，都是和平年代产生的大牌记者。我们感叹黄远生对国民政府的口诛笔伐，但同样感佩穆青对焦裕禄等人物的精细描画；我们欣赏张季鸾在高压的政治局势下坚持的“四不”理念，但同样钦羡郭超人报道攀登珠峰人的勇敢和撰写“伟大的转折”的胆识。大牌记者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但并非唯一关系。任何年代，一个勇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特思考且有胆有识而勤奋不辍的记者，都有可能产生名篇名作，做一名大牌记者。况且，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经济中心正在发生转移，国际秩序正在调整变化，世界格局紧张动荡，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等等。处于这样的历史时代，又怎能说是一个四海承平、难出新闻的时代？

　　或曰，处于自媒体发达的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能做记者，新闻传播自由度扩大，已很难像过去年代那样形成“一条新闻万人读，一篇通讯传全国，一个人物亿人学”的局面。

　　这也是事实，一旦人人都能实现信息发布的时候，也许所谓的权威发布就会在质疑声中受到挑战。但也并不尽然，权威发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为人们信赖的。主流媒体一篇重要或特别的文章一旦刊（播）发，从官办媒体到自媒体，都会纷纷转载，点击量过百万、千万一点也不奇怪。就“自媒体冲突论”而言，也许我们还曾记得对所谓“网络大V”的清除，设若撇开政治内容不谈，那么作为“网络大V”无疑是网络时代产生的“大牌信息发布者”。信息时代既然能产生“网络大V”，那么也必然能产生大牌记者。所以，那种认为自媒体时代产生不了大牌记者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相反，因为信息传播方式的便捷，人们需求量增大，更容易产生大牌记者。

　　此言亦差矣。清朝、北洋政府及民国时期，新闻管束严不严？彼时不仅有《大清报律》《报纸条例》《审查刊物条例》等诸多新闻法规，对新闻实行“预先审查”“禁载禁转”“交保押费”等一系列严苛制度，而且“警察官署”拥有直接控制报纸舆论的权力，有多少报界仁人志士因为发出正义的呼声而遭遇禁言、监控、逮捕和暗杀。《申报》经理史量才就因言获祸而死于特务枪下。然而，这一切并不能阻挡新闻业界人士追求真理和社会进步的脚步，相反，越是在严苛舆论控制之下，越催生了他们伸张正义、唤醒社会的热情，涌现了大批名记者、名评论家。

　　大牌即品牌，品牌即品质。造就品质优良的物品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做一名大牌记者，我想至少也需要自问几个“有没有”。

　　时代弄潮儿的政治素养有没有？至于什么样的记者才算大牌记者，没有既定标准，但看看前辈也不难知晓，大牌记者一定是所在时代的弄潮儿，是那个时代的瞭望者、代言者、呐喊者、唤醒者。约瑟夫·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垠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及时发出警报。”这就意味着一个出色的记者必然是把自己的使命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著名记者中，无论是中国的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邹韬奋、范长江，还是国外的约翰·里德、约瑟夫·普利策、埃贡·基希等，他们没有谁是把政治切割于记者职业之外的，相反，他们恰恰充分利用记者职业优势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计议，为社会公平正义呐喊。好记者就应当是社会活动家、改革鼓吹者、文明推动者，正如张季鸾经营《大公报》时所主张的，办报就是要秉持“文人论政”“新闻救国”“言论报国”，言论国是，坦陈时政，分析变局。黄远生在从业之初就为自己约定，“为民生社会请命”“我将为社会之耳目喉舌也”。这是一个新闻记者应有的使命和担当。鲁迅先生曾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这正是英勇的弄潮儿的崇高之处，也是对他们的赞美和歌唱。与之相反的是，一个视政治犹如身外之事，只知追逐名人轶事、只知捧明星臭脚，甚至为了一点封口费、一桌好饭菜而装聋作哑的记者，是永远无法成为大牌记者的。

　　独立之思想、独到之见解的胆识睿智有没有？愚一直以为，记者这个职业，是行走者的职业，是观察者的职业，是思想者的职业，既发历史的先声，还发时代的独声。看曾经的大牌记者名作，无不在历史变革、社会转型、时代演进的触发点、关键处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西安事变”，在当局者看来，“张杨乃民族之罪人也”。而作为时任《大公报》评论员的王芸生不以为然，在第一时间撰写社评道，“西安事变诚然是一个极大的不幸……但事变的结果如实现一个噩梦中的情景，必将逼着走上一条狭隘而反动的路”，他以为，实现全民共同抗日才是西安事变处置应有的正果。可见，这一声音不仅有着高度的政治站位，而且有着睿者的独立思考，非思想者不能逆当局者之意发出如此宏论也。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自然有功，但就在一些官民为其称颂之时，邵飘萍对其认识却独到深刻，他撰文告诫同胞警惕袁氏倒行逆施，文曰：“果以袁世凯为能逼清帝退位与同胞不谋而合建立统一共和乎？袁世凯而果若是，何必至今日而始为此迂缓之行动？袁世凯决不然也。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唯独立之思想者方能见微知著，唯独立之思想者方能知历史未来，唯独立之思想者方能云人之所未云。爱因斯坦说，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应当放在对于一切事物探索的首位。好记者不仅仅有对表达方式的探索，更有对社会文明进步、治理优化的探索，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大计、大谋、大参考，并能唤醒人们对真理、科学、未来的认知。与之相反，一辈子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拾人涕唾，是无法成为大牌记者的。

　　重大事件独家报道的勇气和重要人物的精彩讲述能力有没有？撰写中国近代史，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初因北洋政府与日本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而引发的举国反日运动，而原本秘而不宣的“二十一条”之所以为广大民众皆知，正是记者邵飘萍首发消息、豁命所为。埃德加·斯诺因为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和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的伟大革命壮举，从而成为最早引领西方认识“红色中国”的人，而成为闻名中外的记者。年轻时的范长江在其时只能算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然而因为他意识到中国救亡图存的希望在西部，唯有写出中国人高涨的抗战热情，才能使国人看到民族独立的未来和希望。于此，他写成了新闻通讯汇编《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一时洛阳纸贵。而奥莉娅娜·法拉奇在记者行当之中可称之为“握遍世界国家元首之手”的人。勇于接触世界政要是一种胆识和风格，而善于接触世界政要则是一种能力和水平，她用超出一般人想象的提问以及不拘一格的笔法向世人精彩讲述了政坛大腕的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至今仍是人们研究这些人物不可或缺的材料。没有对重大事件的亲历，没有对历史转折的判断，或者说历史重要关头和危难之际没有“我在现场”，甚至因为害怕危险、害怕被裹挟、害怕站错队而退避三舍，那是成不了大牌记者的。

　　为公平正义和广大民众代言的道义精神有没有？梁启超或许不算名副其实的记者，但却是优秀的报人，对于新闻评论写作他有一句名言：“笔端常带感情。”感情来自何处？常带何种感情？答曰：这一感情来自于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忧患及厚爱，这种感情就是为公平正义、平等仁爱奔走和呼号。冈特·瓦尔拉夫这个名字或为许多国人陌生，但他却是20世纪后半叶德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他无法忍受普通平民与财阀富豪生活上的巨大差距，更无法接受大量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遭遇盘剥的境遇，时年已过不惑的他戴着深色眼镜，染黑头发和胡须，甚至把皮肤也涂成棕色，将自己植入广大劳工队伍之中体验作为一名劳工的生活。此外，他还卖快餐、扫厕所、抹桌子，甚至在街头卖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过多年的全方位体验式采访，撰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最底层》。该书4个月发售180万册，译成多种文字在十几个国家出版。他为广大民众代言可谓不遗余力，因此他也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喜爱和拥戴。日本记者本多胜一也是如此。尽管战争从来不失为新闻记者报道的主题，但本多胜一则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被杀戮被欺凌的弱者一边，他用铁的事实、犀利的笔触控告加害者，还社会以公平正义。他写过越南战场、柬埔寨战场，并以过人的胆识如实追踪报道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一举打破日本国内新闻业界的沉默，被誉为“世界性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从来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代言人—哪怕是迟来的公正，晚到的正义，一时不被认定的真相。离开了公平正义，离开了事实真相，离开了对人民群众的情感，新闻就失去了价值，记者就失去了意义。

　　为社会正能量讴歌颂扬的热情有没有？新闻从来都是对客观事实的报道，既有揭露和忧患，也有颂扬和讴歌。社会应有主旋律，生活需要正能量，人们得有精气神。因此，一个有作为的记者必须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动，弹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从而撰写出时代最为迫切需要的人物和事件。《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与其说是对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颂扬，不如说是为人执政后干部应是什么样树立了一个榜样，并以此增强人们对人执政的信心。《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与其说是对一个农民科学家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时代需要科学精神的倡导，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强劲精神动力。《“一厘钱”精神》与其说是倡导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不如说是启迪人们伟大的事业要从小事做起，告别空想主义、浪漫情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名记者必有名作品，名作品并非源于名招牌，而是记者高瞻远瞩，洞察大势，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人们前行提供精神灯塔。与之相反，无视大势、不识未来，目光如豆、坐井观天，是不可能在历史最需要、人们最渴望的时刻写出振警愚顽、振聋发聩的不朽之作的，自然也不能成为大牌记者。

　　愚有一个年轻力壮的亲戚，游手好闲，劝他做点生意，他说，如今生意都被人做尽了，早已没有赚钱的生意可做了。我想，某些不求作为的新闻从业者的想法恐怕也与此相似，在他们看来当下不是一个生长大牌的时代，也没有生长大牌记者的环境。这显然是一种自我麻痹，是为自己不作为寻找借口和托辞。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没有一个大牌记者不是从对真理的追寻中苦学出来的，没有一个大牌记者不是从政治风浪中历练出来的，没有一个大牌记者不是从对社会各种现象中苦苦思索出来的，没有一个大牌记者不是在别人酣睡而自己却在点灯熬油中煎熬出来的，没有一个大牌记者不是在为笔下人物而动情挥泪中哭泣出来的。做一名大牌记者，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时代和环境，而是信仰追求、职业品格、使命意识和献身精神等。